刊登日期：2005年6月5日

陈林 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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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江出家时间、缘由辨析 》     

         新安画派领军人物渐江一生“不婚不宦”，并在壮年时遁迹空门，与山水为伍，享烟霞之乐。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普遍认为渐江于明亡后出家，而反抗“异族统治”的所谓遗民意识，是导致其出家的主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此进行了分析回答。关键词：渐江 出家 甲申 遗民 隐逸 长期以来，在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盲从现象：前代或同时代学者名流缺少考据的只言片语，往往被当作凿凿之佐证反复引用。当我们回头审视清代以来“新安画派”的研究史时就会发现，对该画派的研究，也同样落入了这一泥沼中。如对“新安画派”的称谓，自从张庚在《浦山论画》中提出：“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此后几乎所有美术史家在论明清皖南绘画时，均持此论，至于此提法是否具有学理依据，鲜有持疑义者。同样，张庚在《国朝画征录》将查士标“与同里孙逸、汪之瑞、释弘仁”称“新安四家”之后，虽然孙、汪两公生年不详、画迹少存，而且，客观上画艺难匹渐师、梅壑，乃至同时代之穆倩、务旃，但后来者们多少年以来，似乎只将注意力置于寻找实据证明“新安四家”这一组合存在的合理性上，极少有人提出质疑。再如对渐江的记述，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王泰徵之后，大略所有关乎渐江的传记、研究，都不出王氏之藩篱—— 或言之“掌录而舌学”，或语其“以巨孝发声”；或述之因误母食，“欲赴练江死”，或叙其涅槃之际，“尚喃喃佛号不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本文就渐江出家的时间、缘由等两个对渐江研究至关重要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渐江出家于甲申前、后辨对于渐江出家一事，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大致可概括为，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逼进徽州时，他曾随金声、江天一抗击，金、江被俘，并于南京通济门外遇害，渐江遂与友人程蚀庵守哭别于相公潭上，“自负卷轴，偕其师（汪无涯）入闽。”后追随唐王朱聿键至武夷山，唐王被杀，他在武夷山天游峰流离了一年：“入武夷山，居天游最盛处，不识盐味一年，披缁归古航本师。”

      【1】在幔亭遇古航禅师，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或顺治四年（1647年）出家，名弘仁，字无智，一字无执；别号渐江，渐江僧，渐江学人；又自号梅花老衲、梅花古衲。渐江究竟出家于甲申（1644年）前还是甲申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渐江于顺治四年出家一说，主要依据是王泰徵以降诸传记中，有关渐江于“乌聊既定之明年”，曾“至”或“游”武夷山（传记中作“幔亭”），并在武夷山“归”、“依”、“皈依”古航大师为僧的记载。渐江究竟于哪一年遁入空门？以下先看有关渐江出家时间和为僧年限的记载：王泰徵《渐江和尚传》：“乌聊既定之明年••••••一日，携其小史十卷作幔亭游。既致，则喟然兴叹，控鹤仙人安在哉？••••••思之凄断，以此在碧水丹山间最久。因归古航师圆顶焉。”

        【2】程守《故大师渐江碑》：“••••••负土葬亲。至武夷依古航，神动意注”。

        【3】殷曙《渐江师传》：“壮岁即屏去世缁，遍游宇内名山。至武夷，依古航大师，遂圆顶焉。”

        【4】程弘志《渐江传》：“••••••不婚不宦。于乌聊既定之明年，作幔亭游，因皈依古航师圆顶焉。”

        【5】闵麟嗣《弘仁传》：“••••••不婚不宦。游幔亭，皈报亲古航师圆顶焉。”

        【6】康熙歙县志《弘仁传》：“已酉年，自负累累卷轴，偕其师入闽。游武夷，后依古航禅师，遂弃家入道。”

        【7】康熙徽州府志：“已酉自负卷轴，偕其师入闽。游武夷，后依古航禅师为僧。”

        【8】另，周亮工《读画录》：“甲申后弃去为僧”。

       【9】对渐江圆寂之时（癸卯年冬，公元纪年为1664年）与其出家时之间年限的记载：王泰徵文无明确记载，只言：“疾止晷刻，欲以所蓄墨妙分给同人，尚喃喃佛号不绝。”

      【10】程守《故大师渐江碑》：“十二月二十二日，恬然化灭，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

      【11】许楚《黄山渐江师外传》：“明年，师还自庐山，写《三叠泉》以见饷。逾数月，寻脱破芒鞋，示寂于五明禅院。”

      【12】殷曙《渐江师传》：“癸卯游匡阜归，••••••自秋徂冬，感疾不起，十二月二十二日，示寂于五明禅寺，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

       【13】程弘志《渐江传》：只谓“••••••报愿未酬，病止晷刻，遂归道山。”

       【14】闵麟嗣《弘仁传》：“••••••皆不获如愿。临终掷帽大呼我佛如来观世音而逝。”

        【15】康熙歙县志《弘仁传》：“癸卯微疾，召二三故人，相与晤语，朗诵佛号而逝。”

         【16】不难看出，以上史料间存在着矛盾，究竟那些更为可靠？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分析上述记载。先看对于渐江出家时间的记载。殷曙《渐江师传》之“壮岁”，无实指。《康熙歙县志》修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由靳治荆、汪洪度等人修纂，《康熙徽州府志》稍后由赵吉士编修。据两志所持 “已酉（1645年）”之说，渐江出家当在甲申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周亮工《读画录》一著中有关渐江的著录错误百出，如说渐江“隐居齐云”、“未五十没”等，可见他虽与渐江同时代，但对渐江并不了解，因之，他所谓“甲申后弃去为僧”之言，很难让人相信，不足为据。 王泰徵《渐江和尚传》和程弘志《渐江传》都将渐江的出家时间，与“乌聊既定之明年”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乌聊”，是歙县的别称。那么“既定”当作何解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指“徽州兵事”已定—— 清军已完全占领徽州的顺治二年（1645年）。（从《安徽通志》等有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明末到清初，甚至一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徽州一直兵事不断，大规模的兵乱就有数起之多。江天一著《江止庵遗集》记载的发生在明末崇祯十六（1643年）年三月的“黔兵案”，就是发生在明朝行将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次影响较大的事件。入清后，兵事更是此起彼伏：先有顺治二年夏秋之际金声、江天一等人抵抗清兵，后有十二月的黄道周部与清兵在徽州的战事，再有顺治三年（1646年）徽州地方土人汪张飞、刘禄之乱，凡此等等。些许兵事最后都复归平静，因而，王泰徵等人所言之“乌聊既定”，未必就指的是顺治二年之定，同样，所谓“乌聊既定之明年”，也自然不一定就是清军占领徽州的顺治二年（1645年）了，本文暂且不论。笔者注。）因而，渐江于“乌聊既定之明年”入闽，也就是于顺治三年（1646年）入闽，在闽一年后于顺治四年（1647年）皈依佛门。对于渐江为僧的年数，王泰徵、许楚、程弘志等人均未提及，只有程守《故大师渐江碑》和殷曙《渐江师传》有“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记载。渐江于癸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圆寂于五明禅院有关史料有明确记载，根据其“僧腊二十一”这一事实推算，渐江出家应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渐江于甲申前还是甲申后出家这一问题上，王泰徵、程弘志、靳治荆、汪洪度等人的记载与程守、殷曙之渐江传记所言存在很大差别。究竟谁的说法更为可靠？在没有更为翔实可信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考察以上诸人与渐江的交游当是最为可行的手段。换言之，与渐江交往最为密切者的著录更为可靠。先看王泰徵、程弘志与渐师的的关系。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尚没见到有关程弘志与渐江直接关系的记录。王泰徵系歙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进士及第后，曾外任多年。明亡后归隐于歙县西岩镇之檀山，从事著述并传授学业。王与渐江同时代、同乡里，且有过交往：“（渐江）尝过樗园，予倾之甚，向黄公酒垆与师订交，师则速去；俄而不招即又来。”“一日（渐江）谓非二程子，予明年有持钵行，子盍语樗园老人为我题一卷册。”

       【17】但目前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更深的交往。靳治荆曾为歙县县令、赵吉士为歙县人，不过，尚未见他们与渐江直接关系的记录。汪洪度们虽与渐师有过诗文等交往，但至编纂县志时均已入暮年，且此时距渐师之去世已近三十年，而距其出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淡忘往事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程守则不然。渐江一生交友不多，至交更为寥寥，程蚀庵守即是他屈指可数的几个“石交”之一。程守自己曾有“余方外交渐公卅年••••••”之论，

      【18】渐江去闽前夕，与程守“哭别于相公潭上”。

       【19】在获知渐江在闽出家的消息后，程守写下了《念江殴盟》，其中有“泣歌自禁宜称客，家世全非肯作僧。山水新安原大好，归来况可共登临”句，浓浓情意溢于言表。居闽期间渐江多次致函程守，或畅叙情意，或共赏奇文。

       【20】渐江回歙县后，两人更是交往频繁。康熙二年（1663年）渐江离世前几个月，程守还与之放筏歙县西干，相聚甚欢。

       【21】渐江仙逝后，程守不仅作碑文纪念，所有其他诸事，无不全力为之。诚如汤燕生《与程非二》所评：“渐老人身后诸事，事事都无所憾。甓塔栽梅，知吾兄经营相度之力居多，真不负地下亡友矣。”

        【22】渐江与程守“哭别”入闽，在闽期间两人鸿雁往返，回徽州后更是交往不断，直至渐江圆寂。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否认作为渐江友人的王泰徵等人所作传记的史料价值，但常识与理智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渐江出家前后均与之保持密切接触，终其生与渐江有着三十年密切交往、情同兄弟的程守更了解他，他的有关渐江“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的著录更为可靠。同时作渐江“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记载的殷曙，据汪世清说， “与江注（渐江侄，从渐江学画直至渐江离世。笔者注。）为至交，于渐江生平当很了解。”

      【23】其言正好印证程守之论。至此，根据渐江于癸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圆寂的记载，再往回推算二十一年，完全可以得出可靠结论：渐江出家应在甲申前的癸未年，即1643年。对于渐江何年出家这一问题，早在清嘉、同年间，江莲峰就提出了“岂师入闽披剃尚在前明时耶？”的疑问，但遂以“乌聊既定之明年”由对自己进行了否定。

      【24】黄宾虹在1909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的《梅花古衲传》一文里曾有“甲申以来，遇古航禅师，遂祝发为僧”之论，但在1940年发表于北京《中和月刊》的《渐江大师事迹佚闻》对此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渐江出家于明末而非清初的观点，可惜没有进行充分论证，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黄宾虹以后，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悄无声息地采用渐江于明亡后出家这一并无充分依据的观点。只有汪世清注意到了黄氏的这一观点，并在《关于渐江的几点考证》一文里，对此提出了质疑。汪氏的主要论点是，黄宾虹所依靠的程蚀庵之论，与王泰徵等人渐江 “游武夷后，依古航师为僧”之说相左—— 将出自于不同传记中的内容罗列于一起，并以之考证史实，这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关于渐江出家的缘由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反抗“异族统治”的所谓“遗民意识”，是导致渐江出家的直接动因。然而通过上文论述可知，渐江并非在明亡后出家，因而所谓“遗民意识”在其皈依佛门时并不存在。渐江缘何出家，下述两点原因不可忽视。易祚之际士风的影响。隐逸，历来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推崇的一种逃避现实矛盾、保全自我的理想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隐逸的方式既有隐于喧嚣城市的“大隐”，也有隐于静寂林壑的“小隐”，更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隐”。有人隐于道，有人隐于儒，有人隐于禅。在朝代更迭、社会板荡之际，隐逸尤受士人青睐。孔子将士之逸分为三个层次：“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齐欤；谓栁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巳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25】明清易代之时，隐遁山林之大批士子中，自然有一批人完全是出于不愿“降志”、“辱身”之故，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隐逸，并不完全是由于江山易主的缘由，如傅山，由于科考屡试不中，明亡前已对入仕心灰意懒，以至于服冠衲，师事还阳真人。而孙奇逢更说自己“迹似于隐而实非隐也，病也。”

      【26】事实上，明立国之初，士人中就已涌动着一股较为强烈的隐逸之风，究其原因，始自洪武朝的文字狱和严酷的入仕环境等阴影，一直笼罩于士人心头，挥之不去：大诗人高启等许多士人皆因文字之祸死于朝廷的刀锯之下；明朝最高统治者对待臣下的无情杀戮，使得“京官每但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27】导致许多持“学而优则仕”之念的士子不敢为官，即便无奈为朝廷所征，也尽力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白衣宣至白衣还”。明太祖以后，文网似有所放松，但仍不时有人因文致祸：大儒方孝孺由于不愿为以“靖难”手段取得帝位的明成祖朱棣所用，被极其惨烈地处死，而对于其所作诗文：“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

      【28】嘉靖中，巡抚应天府右都御史吴廷举因“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29】等句被视为不懂人臣之礼而遭黜等就是例证。读书致仕的士人依然动辄遭贬、被杀：以推出“一条鞭法”而名震朝野的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也未能幸免。文网的森严恐怖以及仕途的凶险难测，使得很多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士人万念俱灰：“杀者非他也，杀吾之心而已矣，杀天地之心而已矣。杀一生，即自杀一心。杀两生，即自杀两心。杀百千万亿生，即自杀百千万亿心。••••••”

        【30】从而，他们不得不转而遁迹山野，亲鱼鸟、乐林泉。殆至明末清初，隐逸之风在士人间几成时尚—— 满腹经纶之大儒巨擘隐，粗通文墨的刀笔小吏隐；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者隐，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隐；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隐，清介自首，不肖天下事者隐。如钱谦益《陶庐记》所云：“今世隐约之士，俯仰无聊，哦几篇诗，种几丛菊，咸以柴桑自命，殆长公所云陶渊明一夕满人间者，••••••”

          【31】一时间，“钩除巢许严陵老，隐逸真堪塞九州。”

          【32】明季以来的隐逸队伍中，隐于禅的士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

           【33】真心向佛也好，别有他故也罢，一时间“良友飘零何处边，近闻结伴已逃禅。”

           【34】成了一道令人回味的独特景致。对此，陈确不无愤然之意：“今不独夷狄，即吾中国，亦何处无寺？何人非僧？虽曰中华即是佛国，奚为不可。”

           【35】渐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至甲申时他已三十多岁，作为一位生活在“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徽州，且与其时士人已有密切交往的饱学之士，他的思想受其时士人中弥漫的隐逸之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之，但从他留下的不多诗文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浓烈的时代气息。如上所述，陶渊明是此时隐逸之士最推崇的偶像，渐江也每以陶令自喻：“由来水可盟，且觉云堪赠。松菊即无存，依希陶令径。”

           【36】“衣缁倏忽十余年，方外交游子独坚。为爱门前五株柳，风神犹是义熙前。”

            【37】“入夏莺声忽变腔，此身如在碧油幢。漫言今日柴桑少，尚有何人傲北窗。”

            【38】“渔舟泊处遍桃花，片上茆堂是酒家；欲挽秦人来此住，请看鸡犬与桑麻。”

            【39】，其中。“松菊即无存，依希陶令径。”“为爱门前五株柳，风神犹是义熙前。”“漫言今日柴桑少，尚有何人傲北窗。”“欲挽秦人来此住，请看鸡犬与桑麻。”等句，分明是其时士人习尚之映射。以宋代遗民自比，是清初明遗民的又一风尚。在明遗民看来，元朝取代大宋与清朝推翻大明，均是汉族被“夷狄”征服，于是他们很自觉地将自己与宋遗民等同起来，并以其作为述说自己所处环境、心态、命运等的象征形式。清初士人最爱提及的宋遗有谢翱（皋羽）、郑思肖（所南），所谓“世第以谢皋羽、郑所南之流相比拟”。

            【40】于是，时常出现于他们文字间的遗逸故事也就对应为：“西台痛哭”、“铁函心史”。黄宗羲仿谢翱《西台痛哭记》作《海外痛哭》，并在《西台痛哭记注》一文里说自己身处易代之际，“而所遇之境地一如臯羽乎”。

            【41】就连为后世许多人所不齿的钱谦益在《李忠文公文水全集》里也自比谢翱，

           【42】渐江也一样在诗文里以皋羽、所南自况：“道人爱读所南诗，长夏闲消一局棋，桐影竹风山涧浅，时时倚杖看须眉。”

           【43】 “卜兹山水窟，著就冰雪卷。言念西台人，将无似君善。”

            【44】 再如，“阳狂不言，寝所乗车，足不履地••••••不言三十六载，终于所寝之车”

           【45】的范粲，和“••••••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戸，自牖纳饮食而已”

         【46】的袁闳，也是其时士人们心目中的典范。全祖望著《穆翁全先生墓志》说全穆翁：“掩关静坐，如袁闳之居土室，如范粲之乘柴车。”

         【47】渐江也在心灵深处为自己构建了袁闳式居所：“林树原有姿，山云各为族。烽火未即消，自筑袁闳屋”

         【48】。再回过头来看有关传记所载渐江出家前的一些行状。根据王泰徵的记载，渐江“幼有远志，不入队行”

         【49】， “生平不婚不宦”

         【50】—— 少时勤于学习、不与世人为伍，并显鸿鹄之志，可又终生不婚不仕，他究竟有何“远志”？武夷之行使端倪尽显：“既至，则喟然兴叹，控鹤仙人安在哉？！•••••今我在蟪蛄窟中，云烟霞褥，念世亦有类昔人呼我为曾大父者乎?思之凄断，以此在碧水丹山间最久。因归古航师围圆顶焉。”

          【51】—— 置身岩穴，游心太玄，俯仰于碧水丹山间，正是倏忽即逝的生命之最佳归处。至此，有少年以来的向往，有明末以来风靡一时的隐逸之风的深刻影响，加之下述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三十初度的渐江落发，应当是一种必然。个人心性使然。对于渐江出家动因的研究，除了需要考察其时士风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他本人的内在性格特征，以及其出家前的生活际遇可能产生的作用，同样不可忽略。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渐江的资料，尤其是有关其出家前行状的资料极为稀少，尽管如此，通过目前可见史料，依然可以勾画出他的基本性格特征和出家前的生活际遇。明清之际是徽州商帮发展的高峰期，徽商致富后，特别重视对子孙后世的文化教育，他们在徽州兴办了许多书院，教授子弟，遂使徽州渐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风。徽州人读书一般来说有两个目的：入仕和营商—— 明清两代，徽州走出了许多势力“雄飞中国商界”的巨商大贾，以及权震朝野的高官显宦，应该说与徽州人的崇儒重教之风密切相关。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渐江，少时学习极为刻苦：“尝掌录而舌学”

          【52】。从程守“尚为俗姓，亦属闲豪”

          【53】的记载，以及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他只有二十九岁时便与与孙逸、刘上延、汪度及新安画坛宿老李永昌合作《新安五家冈陵山水卷》为李生白祝寿，并由他题款：“己卯春日为（李）生白社兄寿弟江韬”

         【54】这一史实可以看出，当时渐江的学识修养已达一定境界，并获得社会名流的认可。可他却一直没有去追求对其时徽州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功名（有人根据上世纪80年代在歙县发现的一部刻于乾隆庚戌（1790）年的《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推断渐江为明末杭州诸生，经汪世清考证，为子虚乌有之论。见1999年第3期《故宫博物院院刊》36页《江韬不是江一鸿》，笔者注）更没有逐世风去从商盈利，以改变贫困不堪的家境，何故？而且，自幼年起他就是一个极守孝道的人，王泰徵说他“以巨孝发声，类其家次翁”。“一日，负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练江死”，

        【55】因为负米回家不及时，误了母食，渐江竟痛不欲生。但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有着早婚习俗的歙县，深悟三纲五常之理，“事母至孝”

        【56】之人，一直到出家前却也没有结婚生子，以延香火，又是什么原因？答案只有一个：渐江早有林皋之志、归隐之心。渐江早年的人生经历对他后来归依佛门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家族本为“邑中鼎族”，

         【57】然到他这一代时已家道中落，以至于他不得不“籍铅椠养母”。

         【58】可以想象，在礼崩乐坏、世风乖戾，“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阁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

        【59】的明末徽州，少时渐江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然而，或许正是这种生活无着、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极度独立、极度自尊的性格：“少具孤性，不屑时宜”、

        【60】“不入队形”，不与俗世为伍—— 事实上，在世风日下的此时徽州，即便渐江欲与人为伍，也未必有多少人愿与他为伴。他母亲去世时，一些友人给予了一些资助，他却以“不以我凯风寒泉累人也”

         【61】为由，将这些人善意的馈赠全部退还。现代心理学认为，兴奋、恐惧、忧郁、压抑等情绪，通常使人的心理处于紧张的“不平衡状态”，人们会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来消解这种不平衡，从而获得新的平衡。渐江的这些行为正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状态”—— 他希望人们看到，虽然家境贫寒，他却能够自立。他将心灵紧紧幽闭于自己营造的一方净土里，不希望有人打搅，一旦有人试图闯入，他就会起而捍卫，以维护这种平衡。“不入队行”、偿还馈赠、“生平畏见日边人”

         【62】等举动，正是他寻找平衡的必然反应。然而，俗世间哪有净土？“何处觅仙庐，端在白云上”，

          【63】只有“寒云无世态，相伴意闲闲”

          【64】，理想中的净土，大概只能在钟声悠扬的梵宇。且看出家后渐江的心境：“小着轩楹乱石坳，风中疑是古橧巢；煮茶浣砚闲经济，剥啄全无俗客嘲。”

          【65】“寻吟惟就南邻饮，楚水巫云醉里看。”

          【66】“贱买鱼虾邀客饮，先留明月在柴门。”

          【67】“渔舟泊处遍桃花，岸上茆堂是酒家。欲挽秦人来此住，请看鸡犬与桑麻。”

          【68】“婆娑百尺青松下，夜夜涛声枕上闻。”

          【69】等等。置身林泉岩穴，追摄造化情韵所带来的这种超脱、闲适、轻松、愉悦的心境，正是渐江长久以来难以更改的潜藏于内心深处的企盼：“愧不方袍竟学禅，苦于烟水有因缘。”

         【70】“自是烟霞予宿疾，敢言名与古人同。”

         【71】他的另一位至交汤燕生对他的记述可谓一语中的：“余从师游最久，见师自壮至老，无问园居刹寓，一日废画与书不观，则郁如负奇疚者。而寻山涉泽，冒险攀跻，屐齿所经，半是猿鸟未窥之境。常以凌晨而出，尽酉始归；风雪回环，一无所避。盖性情所偏嗜在是，虽师亦不自知其繇。”

         【72】正如孙奇逢明亡前就已“知世事不足有为，早谢公车，先后十辞朝命”，

         【73】终归山林一样，即使没有遭逢世变，或明亡前没有出家，渐江依然还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对明末清初士人皈依佛门的现象，陈垣曾多次指出，一些人的出家并“非一时愤激之所为，固已蕴之有素矣。”

         【74】而陈确也谓韵弦老人“性近于禅”，其国变后削发为僧，只是“从初志也”。

         【75】出家源于本性，而非不得已的例子，在“天崩地坼”的明清之交，十分常见，渐江只是其中的一位。

辨清渐江的出家时间和出家原因，对研究其独特的绘画图式语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渐江作品中所飘溢的孤寂、清冷气息，并非如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其所谓遗民意识的自觉流露，而他追随元四家，也并非因为与元四家们有着共同的反抗“异族统治”的情结。事实上，对以上两问题辨析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向人们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为什么许多年以来，在有关史料明显相左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学者在对渐江进行研究时，均不约而同、不加考证地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以引用，并由之获得皇皇宏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也不容易，而且大概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但是，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即长期以来，在美术史研究中，许多学者往往习惯于用一种机械的思维定式去考察画家，习惯于给画家贴标签—— 这是一种极其形而上学的治学方法，不利于美术史研究，也容易产生误导作用。

注释：【1】 【19】【20】《与程蚀庵》，汪世清《渐江资料集》，页48，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下同。【2】 【3】【4】【5】【6】【7】【8】【10】【11】【12】【13】【14】【15】【16】【17】【49】【50】【51】【52】【53】【55】【56】【57】【58】【61】【62】汪世清•《渐江资料集》页3－12。【9】【24】《渐江传及碑文》，许承尧《歙事闲谈》卷十二，页389，黄山书社2002年版。【18】《渐江资料集•<晓江风便图>跋》，页78。【21】有关记载见《渐江资料集》，页112。【22】《渐江资料集》，页195 【23】汪世清《江韬不是江一鸿》注②，《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三期，页39。【25】《论语》第九卷，《四部丛刊》初编，经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海涵芬楼景印，下同。【26】《报陈渒水》，《夏峰先生集》卷二，转引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26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7】叶子奇《草木子》，转引自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页342，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版。【28】《明史•方孝孺传》，转引自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页343。【29】《世宗实录》，转引自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东方杂志》，1935年7月总32卷14期。【30】《冯亮工六十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31】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补》一卷，《四部丛刊》，初编，集部。【32】【73】【74】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261。【33】【34】【35】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290。【36】【37】【38】【39】【43】【44】【48】【63】【64】【65】【66】【67】【68】【69】【70】【71】《渐江资料集》，页31－40。【40】潘耒《徐俟斋先生年谱•附录》，转引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275。【41】黄宗羲《南雷集》卷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4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45】《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二千二百九十一册，《四部丛刊》续编，史部。【46】《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二千二百九十三册，《四部丛刊》续编，史部。【4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四部丛刊》初编，集部。【54】汪世清《渐江资料集》，页60。【59】万历《歙志》卷五《风土》。【60】《渐江<仿元人山水三段>跋》，单国霖《弘仁》，页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72】《江山无尽图卷》跋，《渐江资料集》，页77。【75】《陈确集•韵弦老人传》，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291。

注：此文《美术研究》2004年第4期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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