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2006年1月22日

   何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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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森林的人类》  

         两百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挺起胸膛，站起来，走出了那孕育了他并给了他生命的原始洪荒的大森林时，树皮兽衣，茹毛饮血的野兽生涯终于结束了，许许多多科学家、历史学家都以惊喜的目光注视着这一伟大的进化。是的，我们的祖先终于摆脱了原始大自然的束缚而成为真正自由自在的人了，但是，当我们真正直面沉思这刚刚摆脱野蛮与曾性的人类时，却发现我们的祖先获得的自由是那样可怜可悲，生命的悲剧意识已经透过人类那虚妄嘶哑而又软弱无力的呼声深深地渗入了人类的骨髓，人类以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大自然为舞台，开始上演了一部自编自导而又亲自出演的一部惊心动魄自相惨又杀而又没完没了的悲剧，我听到了编导、演员发自心底的沉闷的哀泣和愚妄观众那沉木的欢呼。人类在“万物的灵长和宇宙的精华”的美梦中，为自己成为万物的主宰和斯世的设计者、思考者、创造者和开拓者，而鄙夷了原始的森林中那些自己原本如此的同类，却不知道那曾经熟悉的滋养了自己生命的原始大林莽，在自己的疏离中，已经成了陌生而又对立的敌人，那原本可以随时发泄的单纯而又野性的冲动在他们咿咿呀呀的学舌淤住了，那曾经给了自己生存力量的种族以一种更加陌生、巨大的力量撕裂了那原始永恒而又和谐的椭体，一切都变了，自由仍然存在，但可悲的是自由女神半蹲着而且已经被套上了枷锁和脚镣，一切都在艰难的矛盾冲突中进行，而人类也正在这矛盾和冲突中戴着镣铐跳起了自由的舞，真正可悲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悲剧上演了。 —、感性欲望与理性精神的冲突 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走出原始森林时，在欢呼他们挣脱原始自然的束缚而获得自由权利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疏远自然母体的过程中，真正孤立起来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群体关系复杂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祖先在反思和张望中，创造了足以让我们这些后辈自豪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然而，他们也带来了我们永世不能赎回的罪恶——痛苦和不幸。 在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孩童时代”的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两位女神，一位是专门司掌爱与美的情感女神——阿佛洛狄忒，法国哲学家丹纳曾这样记述这位生于浪花之中，一跨出波涛，使所有的凡人和神明都为之心神荡摇的女神：“她既纵欲狂欢于床弟之间，又亭亭玉立于大理石座，既放荡撩人，又冰清玉洁，既妩媚多情，又一头娇羞。”从此，人类原始而又野性的冲动第一次有了象征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另一位作为人类理性精神象征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也迎运而生了，人类那原本安份守已的灵魂，在古希腊诸神的争执与打斗中，开始了自相惨杀，他们已经不再是原始单纯只为了生存的类人猿，而成为在漫长而又黑暗的夹逢中苦苦挣扎的人类。他们的神话原型也已经不是生活在“伊甸园”中无忧无郁、不知羞恶廉耻之心的亚当和夏娃，而成为继承了始祖的罪恶而只能在忏悔和赎罪中生活的半人半神的英雄。 马克思曾称古希腊时期的“人类的童年时代和人性展开的最美的社会时期”，然而，就在这种本应无忧无郁，天真浪漫的童年时代，也出现了人类最早的灵与肉的冲突，那场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是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引起的，而这场战争的根源则是由于阿佛洛狄。传说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的婚礼，邀请了所有的神，单把不和女神厄里斯忘了，厄里斯来到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面刻着“给天下最美丽的女人”。于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雅娜以及情感女神阿佛洛狄成果然为了这个虚妄而又极有魅力的荣誉争执起来，争执不下，便一起来找天神宙斯评判，宙斯让她们去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三位女神都竭力取悦于这位可以给他们荣誉的王子，天后赫拉答应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智慧女神雅典娜则愿意使他成为天下最伟大的英雄，阿佛洛狄忒则许他以天下最美丽的妻子，结果阿佛洛狄忒以其绝对的魅力获得这一荣誉，并且帮助他拐走了古希腊最美丽的海伦公主，于是古希腊各部落推选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为联军统帅攻打特洛伊城，阿伽们农极其残忍的把自己年近九岁的女儿送上了祭祀台后，披挂上阵，开始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在遥远的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忒成为战争的第一个缔造者。 当时代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时，一种体现了与追求爱、美、自由、人性的古希腊精神截然对立的古希伯莱民族的基督精神，犹如一片乌云压向了本应生机勃勃、自由奔放的西方。整个西方都沉默了！一切都在沉闷与迟滞中进行，恩格斯满怀悲愤的写道：“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中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纪继承下来的唯一的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缺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一切人的自由、价值、尊严，都在那位至高无上、无所不能、尽善尽美救世主的儿子耶稣的诞生中丧失殆尽。人，唯一的权利就是禁欲和忍受，厚颜无耻的上帝心安理得的倾听着人类那令人肉麻的赞美辞和无穷无尽充满了窒息沉闷的忏悔与祈祷。然而，阿佛洛狄忒并没有因为上帝的严峻而对自己的魅力丧失信心，神甫们那玄色的黑袍和乏味肃穆的神情，使她那本来就出众的魅力更加楚楚动人，她满怀鄙夷的看着那些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偷觎着她肉体的圣教徒们，他们越是禁欲，越是排斥贬低肉体，越是不敢正视他的胴体，就越证明了他们的信心不足和美丽的不可抗拒。最著名的例子要算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后一名诗人的但丁”，他一方面大声宣称女人是“祸水、青蛇和猛兽”，另一方面却为一个不能算十分美丽的姑娘大害相思病，并且还煞有介事的把这位毫无神性的姑娘奉为拯救他灵魂并引导他进入天堂的天使。同样，那些为基督教献身的殉教者、弃绝尘世的遁世者和长途跋涉的朝圣者以及为上帝高唱赞歌的教会文学，虽然阴森可怕仍然削损不了阿佛洛狄忒风采，就是那些代表了封建贵族的阶级特征的骑士文学，也仍然闪烁着她的光辉，那些为自己虔诚爱慕崇拜的贵妇人舍生忘死的骑士们，虽然粗野横蛮，但是，当他们双膝沉重地跪在地上，满含虔诚地亲吻着贵妇人的手时，谁能不说这不是阿佛洛狄忒灵光的再现？以至后来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为了结束这种庸俗不堪的爱情故事，特意塑造了一个颇具骑士之风的喜剧人物——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告别了他心中的天使到处行使仗义引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自不必说，就是那位心地善良，忠心耿耿，为人憨厚诚恳的仆人桑丘·潘不也同样具有这种心理吗？他最大的愿望不也就是当上总督让他那驼背老婆座上金光闪闪的马车吗？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久受压抑的资产阶级一时间，犹如刚从地狱中逃跑出来的人，贪婪地吮吸着新鲜，清新的空气，他们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借助古希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用人性反对神性，把人的尊严，价值，力量。理性以及崇高的品质和无究无尽的求知力和创造力，提高到足以与神抗衡的地位。有意思的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位和但丁一样因爱上一个女人而写了一部使他成为名垂千古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弗朗西斯科显然不象但丁那么虚伪，他终生呕歌他心目中的太阳劳拉，他的《歌集》也正是通过劳拉的赞美，反映早期人文主义者，热爱生活，蔑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世界观。还有那位“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尽管没有但丁和彼特拉克的艳遇，但使他震古铄今、流芳百世的仍然是他的十四行诗和以爱情冲突为主题的伟大戏剧。弗洛伊德所竭力推崇的三大古典句著，除了索福克勒斯的和陀斯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哈姆雷特》，作为以“性欲”为其理论基础的弗洛伊德所极力推崇的著作，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奥秘。十七世纪当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时，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牛顿等杰出的思想家连篇累累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掀起了理性主义大旗，人类再度沦为理性主义的奴隶，在文艺上，随着布瓦洛那部以“一切文章只有从理性才能得到价值和光芒”为基本观点的古典主义法典——《诗艺》的诞生，以理性主义精神为其哲学基础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一时流行整个西方达两百年之久，《熙德》中的高迈斯仅因为丧失理性地打了狄格尔一个月光，在高乃依笔下，就成为古典主义的牺牲品，而施曼娜虽然深地爱着罗伯里克，但高乃依同样可以让她为了维护自己古典主义理性法则而牺牲自己的爱情，当罗伯里克抑制了个人的感情遵从古典主义理性法则走向前线奋勇杀敌，凯旋归来时，施曼娜在家族声誉和国家利益面前，又一次在理性主义大旗下，捐弃前嫌地回到了罗伯里克的身旁。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法国革命和席卷欧洲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产生了一大批热血沸腾，情感激昂，而且对于现实强烈不满的作家群，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再度席卷欧洲，而这一思潮的理论基础与上世纪初产生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有着极为密切联系。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大批唯心主义大师极力夸张主观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神的启示等，对浪漫主义文学强烈的主观定神和个人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空想社会主义们代表人物，比如圣西门、傅立叶之流，对资产阶级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又为那些思想激进，情感激荡的浪漫主义者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热情、奔放、瑰丽、自由等极富主观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再度成为时代最有力的呼声，对理性和历史的清规戒律的反叛和批判再度成为整个时代的潮流。拜伦在写出了一系列勇敢的富有叛逆精神“拜伦式的英雄”人物后，雨果也开始创作他那震古铄今的浪漫主义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可惜，好景不长，狂热的激情很快撞在冰冷的大地上。自由到了天空的人类毕竟生活在现实的大地上。三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繁荣，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这时，以傅丽叶、圣西门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而走向反面，在这种情况下，以其为理论基础的浪漫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强驽之未，它们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空洞呼唤，已经成为时代的笑料，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继承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十七世纪启蒙文学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精神，数以万计的文学艺术家都以此为武器来和整个社会抗衡。这时，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司汤达的《红与黑》中那位才华横溢而又极端自尊孤傲的平民青年于连的爱情悲剧，福楼拜呕心历血塑造了一位因宗教禁欲主义造成了她对情欲的变态追求，并因此而导致其坠落毁灭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笔下的玛迪尔德，托尔斯泰的卡列尼娜和哈代笔下那位虽然不贪图享受，不羡慕虚荣，仍然未能逃脱悲剧命运的德伯家的苔丝……如此等等，他们的小说中无不充满着灵与肉的矛盾。阿佛洛狄忒已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幽灵而深入到其潜意识的深层，并且成为一种时断时续但那经久不衰的时代特征。 二、有限与无限的冲突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突如其来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又倏然归于寂灭，每每想到此，我们大都会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公元前五世纪的一次伟大的征战，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率领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遥远的古希腊进发时，曾潸然泪下地对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活在世上时，便感到忽然的悲哀。”他的叔父听完后说道：“然而人生还有比这更为可悲的事情，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是这支庞大的队伍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都找不出一个真正幸福的曾来不会感到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灾难会忽然降临到我们头上，疾病会时时困扰我们，使短暂的生命似乎也漫长难捱了”。没有人比这能活更能使我们感到人生的悲哀了。 注目于达尔文，当我们发现这生机勃勃的自然界竟然是由原本冰冷死寂的无机界进化而来时，恐怕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了。然而，更让人吃惊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上帝用泥士造人的故事已经使我们悲哀了，但当我们想到，我们人类原来连块泥土都不是，只不过是一颗微弱的尘粒到大海里。经过风雨雷电的化学反应后，生成最低级的有机物，最后才生成莎士比亚所谓的“万物的灵长”时，我们又会想些什么呢？（一）、时空观无法超越的悲壮感 作为世界上唯一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物。人类很早就体验到了生命的短促感和现实的虚无感。然而，深刻的体验并不能减少这种苦难本身，也没有减少人类对自身生命意识的把握和绝望，而是愈加增强了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永恒生命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和体验除了增加这种令人痛心的意识外，我们看不出它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 公元二世经未，当托勒密第一次在他的《大综合论》中大谈而特谈他的《地心说》时，谁能想到这狐假虎威本来错误的发现竟然会统治人类达两千年之久。两千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可能算不了什么，可多少个人生又能组成一个两千年？圣罗马鲜花广场的熊熊燃烧的烈火烧死了为了真理而殉身的先哲大师们，都烧毁不了真理，但人类都依然在真理旁沉睡。一千四百年后，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洞察到外面世界的一线光芒，但仍然在七十高龄时被送上了宗教法庭，直到一千五百年后，当开普勒以及站在人肩膀上的牛顿总结出他们的伟大发现时，无数的群蒙才蕃然醒悟，地球不过是无限宇宙中一颗小小的行星，那种居于世界中心的自我优越感也在这无穷的悔悟中化为灰烬。人类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入，人类固有的那种由于个体生命在绝对空间的渺小感而产生的自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在无限延伸的宇宙空间中愈加强烈。柏拉图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唯其不断的变化，绝不可能常住”，人类最早体验到的现实虚无感无疑通过这位哲人大师之口脱口而出了，最迟的赫拉克利特也曾明确表明这种思想，他说过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万物都在流变着”以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些颇有哲理而又满含诗意的话。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永恒变化的信仰和原始的时间意识的萌生，而从中折射出来的，除了那些成为千古篾言的惜时篇外，更有一种令人惆怅难言的虚无感。我不知道那位古老的东方哲人孔子站在河边喟叹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时，却“独伧然而泣下”，全没有苏轼那种“大江东去”的气魄；当李白对酒当歌“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时，辛稼轩那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苍凉、凄苦和无可奈何的辛酸感却溢于言表了。“人生如梦，早生华发”无疑是这种人生最具有特征的写照了。 （二）有限的人生中无限的苦难感 人类很早就体验到了现实的苦难感，反映到古希腊神话中，便是宙斯用来报复普罗米修斯的那个著名的“潘多拉”盒子——它把希望关进了黑盒子。却把一切疾病、灾难、嫉妒仇恨以及痛苦和不幸撒向人间，这虽然是人类童年时代对充满苦难的现实生活所作的最简单、最单纯、最幼稚的理解，但却不无道理地表现了人类很早就体验到了现实生活的苦难，连那声称可以为所欲为地把众神连同海洋和大地连起来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主神宙斯也曾无可奈何地感喟：“命运女神对于我正如对你们一样毫不吝惜”。罗素曾视这种对于“命运”、“劫数”、“必然”的信念为“古希腊思想中，一种最深刻的信仰”。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艺术之一的《俄狄浦斯》是人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悲剧神话，但拉辛却说“它借用英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的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狄浦斯王由于父辈的罪过注定要遭受杀父娶母的命运，但自己却毫无所知的为免除全城人的灾难而虔诚地尊奉神的旨意-——寻找杀害前任巴塞勒斯拉伊俄斯的凶手。结果却发现凶手正是他自己，而所谓的前任巴赛勒斯的拉伊俄斯正是生下了他，为了逃避这种可怕的命运而又把他仍掉的父亲，悲痛万分的王后伊娥卡斯忒（俄狄浦斯的母亲兼妻子）自杀了，俄狄浦斯百感交集，这位竭力逃避这种命运而又最终未能幸免的伟大英雄，用王后身上的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按照神的诅咒，请求克瑞翁把自己赶出忒拜城。这个古老的传说，直到今天听起来也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个人坚强的意志和英雄行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归于寂灭的悲壮感，和命运那神秘不可知的支配着人类命运的力量，固然反映了古希腊人将人类尚不理解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个人遭归于命运，并以此解释人与人、人与时代冲突的儿童式的幻想，但其充满痛苦灾难的悲剧意义仍然是很明显的，索福克勒斯借俄狄浦斯王之口说出的那句惊人之语，若干年后，仍然心犹余悸地萦在人们的心头——“凡人的子孙啊，我把你们的生命当成一场空，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然而，如同个体生命的渺小感和绝对空间的无限感更增加了人类的空间意识和对无限的追求一样，现实人生的苦难感虽然使人类饱经苍桑而几经憔悴，但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而又热烈的向往和追求依然如故。 当苏格拉底在狱中手抚着他的门徒的头，向他们大讲而特讲生死和永恒的道理时，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踏上了死亡的舞台——死亡是一种永恒的安息，一种甜蜜的无争之乡，在那里，只有永恒的遗忘，不会有人世间的迫害、痛苦和失望，那是人类由地面走向天堂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通往上帝宫殿的走廊。事实上，无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还是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泛欲论以及八十年代成为时代风潮的存在主义哲学，似乎都暗含着一种悲观消极的阴影，叔本华的因生命意志永不知足而产生的无穷无尽的痛苦；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为后盾、敢于接受生命，面对现实，披荆斩棘地创造自己命运的尼采虽然比叔本华更为坚强乐观，但他们因不能超脱现实的苦难而实现其超人理想的悲剧意识仍然存在，他个人的生命与结局也许就是很好的明证了，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充满超人思想的哲人象疯子那样白昼打着灯笼寻找真理更让人可悲了。同样，当柏格森谈到“生命的本身没有特殊的目的，人们又何必对他抱着过分的希望呢”？他也就否认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弗洛伊德的理论固然惊世骇俗，但他的永不魇足的泛欲主义其实和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同样可悲。如果说这些圣哲大师们因艰难的辩证思想只能作为精神贵族人高谈阔论的装饰品。那么，让我们再看看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学艺术吧，古希腊悲剧已不必说，就是那些公众们最愿意接受的喜剧而言，其实质也不过是经过一系列痛苦、曲折和坎坷而达到最后短暂的和谐与完美；那些为基督的圣徒们歌功颂德的充满黑暗、阴森、禁欲主义的教条文学，就其忏悔和赎罪的意旨来讲，其充满痛苦的悲观主义意识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满怀虔诚地向上帝赎罪、忏悔，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但丁虽然苦心诣意地把维吉尔和阿贝丽采作为人类精神道德上，摆脱痛苦和罪恶的理性和情感的象征，但其主旨还在于“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应该经过磨难和痛苦的考验，摆脱迷惘和罪恶，而涿渐达到理想的境界。通俗地讲，即在但丁的生命意识中，现实生活的苦难已经成为他走向理想境界天堂的必由之路了；至于莎士比亚，尽管他写了一些屡经祸患、悲欢离合的喜剧，但其悲剧却更为世人注目，强大的现实苦难感和他的人文主义理想无法调和的矛盾，使他的作品产生了言之不尽的悲愤、沉郁的痛苦意识，无论是犹柔寡断，迟疑不前的哈姆雷特，还是惨遭变故的李尔王抑或悔恨万分的奥赛罗，无一不是痛苦和不幸的宿室。到了十八世纪，作为后起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旧事重提，重新用神奇的古希腊传说构筑自己的古典主义法典的形象，他的古典悲剧《安德洛玛克》和《费德尔》堪称古典主义艺术的成熟作。十九世纪夏洛蒂·勃郎特在她的《简·爱》中写下了看似平易实叫则包含了很深刻的人生体验的话“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纵然充满了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巴黎圣母院的阴森、恐怖和这个凄宛动人的爱情故事本来就充满了痛苦和不幸，真诚、善良因貌丑而充满了自卑的卡西莫多已不必说，就是修道院内那位阴冷、残忍、道貌岸然的富娄洛又何尝不是这种痛苦与矛盾的化身？宗教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本来就是很好的明证；当司汤达满含凄苦的在他的《红与黑》的卷首中写下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真实，残酷的真实”时，也就意味着他的故事不可能是轻松明快的喜剧，司汤达哀叹的他的拿破仑梦，真的把一个才华横溢、孤僻冷傲的青年送上了断头台。如果说法国作家的作品还不足以说明整个时代的特征，那么。让我们看一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狄更斯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历经了英国宪章运动的全过程，四十年代时，他早年作品中那种充满了幻想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经不见了，访美期间，美国的奴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制度使他大失所望，黑暗的现实使他认知到为富不仁者只有经过破产或者遭受其它命运的折磨才能真正悔过自新接受情感的教育，也才能真正懂得“仁爱”与“谅解”的道理。他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等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学中杰出的心理现实主义大师，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起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面我们说过，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曾是弗洛伊德竭力推崇的三大名著之一，这里我不想再谈《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想谈谈他的小说创作的总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惯于以其特有的阴冷、绝望、颓废的笔调，在灰蒙蒙、死沉沉的气氛中，展示杂乱肮脏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他描写的人物大都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在下层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小人们，他们大多具有双重人格或者精神分裂征。陀思妥耶夫基善于描写变态或病态的理者最秘隐的世界、最微妙的心理变化以及最复杂的思想矛盾和最反常，最难以捉摸的古怪念头。这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则是《罪与罚》中，对拉斯柯夫尼可夫杀人前后心理活动的描写和《死屋手记》中倍受折磨的因徒们的变态心理，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种为西方现代派小说所继承了的象征、梦幻、回忆、联想、思考及杂乱无章的潜意识流露表现出来的。 总之，自从有了生命，就有了个体生命的短促感和绝对空间的无限感，有了意识，生命的悲剧意识和人生的苦难意识也就成为无限人生和有限生命无法摆脱的重复。人“走出了森林，也就注定要生活在永恒的无法解脱的矛盾痛苦中。 （三）、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冲突 前面曾经讲过，当我们的祖先走出森林时，也就意味着无限大自然中微不足道的类人猿，已经挣脱了自然母体的束缚而成为万物的主宰，并且获得了延续种族生命所必须具有的强烈的生存意识和非凡的创造力。但是，无论怎样，人类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并且只有赖其赐于才能生存。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生存条件就是——不断地同自然界斗争并且获得维护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人类种族生存发展的本质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个体生命的渺小感和脆弱感，决定了再强大的个体也是绝然无法超越时空之大限的，他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与大自然相抗衡的程度。然而，大自然中“适者生存”的竟争规律都以其特有的残酷形式毫不例外地降临到人类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连最起码的个体生存条件尚且不能保障，还奢谈什么求得种族的发展？为此，人类别无选择。只有结成强而有力的社会群体组织，通过个体生存能力与种族力量的聚合才能与整个大自然抗衡。在古希腊最早的神话战争中，天神宙斯也只有联合众兄弟姐妹才得以打败其父洛诺斯，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奥林匹斯众神系统，这尽管是古希腊人“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但至少在其求得生存发展的形式上，都是合情合理的形象化解释。古希腊人在对人类最早的生存方式作了童话式的解释后，转而面向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古希腊的英雄传记也正是基于对这远古的社会生活和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回忆。原始的社会群体生活，决定了集体的劳动英雄特别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些受到人们尊敬的劳动英雄也正为古希腊人印证和完善自己童话意识提供了理想的证椐。于是，赫拉克靳斯、伊阿宋和俄狄浦斯便在人们的“劳动英雄”和“万能家”的传说中被推升到奥林匹斯山上，归入诸神系列，“赫拉克勒斯建立了十二件大功的故事”，“伊阿宋率领众英雄领取金毛羊的故事”如此等等，既可以说是古希腊英雄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是古希腊人对种族人类求得生存发展的形象化解释。 另外，作为说是生存者又是存在者的人类，毕竟是能清醒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动物，他之所以能超出同类，就是因为大自然赐与了他非凡的智慧和神奇的创造力。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高度发达的头脑决定了他不能象其它原始的同类一样，仅仅满足于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需要，他还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也正是晕种渴求和需要，才构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凝聚力。如果说强大神奇陌生的大自然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存而结社会群体关系的外部强制力量，那么，这种更高层次上的人类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则构成了人类组成强大的社会群体组织的内部力量，也正是这两方面的渴求和需要决定了个体生命永远也无法摆脱对社会群体组织依赖的悲剧命运，从而也就形成了为了求得自我生存发展而非牺牲个体的族类本质，它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族类记忆而积淀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深层意识并且成为一种左右他人的倔强的天性，这种天性往好的方面说则成为世人眼中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社会首先和准则，从而在一程度上可以起到一种惩恶扬的作用，往坏的方面讲，则成为一种可怕的足以摧残人性的强制性力量，一世的流言、蜚语、冷眼和嘲讽莫不是因为他触犯了众人理想中已经成为专制力量的道德信条，那当面大有党章的表情和背后诡秘又而又热烈的议论，常常能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左右一个人的命运。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而马克思也曾天才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尽管誉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但是，无论他有多的神奇的创造力多么非凡的智慧，他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时代和环境），而当他在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感受中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也就身不由已地被抛到了方方面面、层层次次、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于是，每间一个人都有了支点，栖息在这张网上，从此，他的一切所作所为，价值标准无不受到它的牵制和影响，离异开了它，单个的人，也就绝然不能生存，要生存，你就须遵崇这个社会公认的一套价值准则和它共同饯行同一种生活方式，你必须成为与大家一样的人，如此，你才能被大伙认可，你也才会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否则，一切冷漠、敌视、疏远和嘲讽会毫不迟疑地降临到你的头上，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和疏远感，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压抑摧残着你本应伸张和人性，而每每个体的存在价值与强大的族人类本质发生冲突时，种族存在总是以其强大的力量牺牲个体而求得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如此，个体人类存在价值的悲剧命运便成为必然。为了对这个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还想以西方几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为例来说明，莎士比亚曾讲述了一个感动了人类几百年的爱情故事，一对倾心相爱的青年男女偏偏生活在两个世仇的家庭，于是，家族的仇恨造成的不幸又恰恰降临到两个无辜的后辈身上，个体情感所代表的个体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种族价值的牺牲品，罗密欧和朱丽叶双双殉情后，两个世仇的家族握手言了。但几百年来，人们唏噱感叹的仍然是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因而，个体价值的悲剧命运仍然是很明显的；弗朗索瓦·拉伯雷曾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塑造了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形象，卡冈都亚因接受经院教育而愈学愈傻的不幸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而比其父辈更聪慧的庞大固埃。其命运都是不可选择的。这种因种族，社会或时代的不幸而造成的个体命运的不幸个体命运的幸运，更是这种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发生冲突的现象的说明，至于“游侠”唐吉诃德，假如他生活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初期，他的行侠仗义和见义勇为，即使没有其严肃神圣之意，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可悲的是他生活在资产阶级渐兴起和封建的骑士道精神没落解体的十六世纪，因而，当他张扬自己的个性，穿着中世经的盔甲，手持长矛到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时便只有成为时代的资料，历史对他极尽嘲讽夷落之能事，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他的样子也会哑然失笑；撒旦本来是无恶不作的魔鬼，他的名字本来就是罪恶的家征，但是，当他的个性素质顺从时代的潮流时，他身上的那种本是罪恶的诸如品行便成为不畏强暴，坚硬贞不屈英勇斗争等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象征。而同一时代也确实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尽管他代表了科学和真理。给后世的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消沉 发展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整个时代都落伍于他的天才，科学和真理带给他们折也是又能是不幸和痛苦，宗教裁列所把他送上了圣罗马鲜花广场上熊熊燃烧的烈火。布鲁诺，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但却无曾解救自己。十八世纪时，有了鲁突逊曾去一个荒岛上生活的故事，但鲁宾逊仍然离不了他赖以生活的社会群体，他毕竟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人类社会中来，而且他之所以能够在荒岛上生活而不改初衷，还须感激人类社会赐于他的力量——创造枪枝弹药的能力和同类“星期五”，十九世纪时，歌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少男少女竟相模仿自杀殉情，除了说明他们的处境和维特相似以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维特是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他向往过自由平等的生活和追求真正的爱情，但是，上流社会的污浊痛苦和沆瀣一气，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敌意和蔑视，门当户对的婚姻，以及不可愈越的等级制度如此等等，无望的爱情，痛苦的生活，使他不堪忍受现实生活强大的压力。而终于殉情自杀的，都有着和维特一样的痛苦，但至少他们的个体生活理想和道德观念是完全与他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相悖离的，也正是这种悖离和冲突，人世间才演出了那么多凄惋动人的悲剧。二十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竟相自由竟争进入垄断竟争经济危机的不时爆发，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知识分子，劳动者的失业，流落街头，整个社会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一切都失去了保障，一切都充满了危机感，正是这种情况下，经济危机伴随而来的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等等资产阶级的各种疽疡、腐蚀、盗窃、娼妓、酗酒、凶杀、吸毒、诈骗如此等等，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他已经不是人们所希冀的平和安息之所，而成为人们的异已力量，而使他们的生存变得荒诞而且难以促摸，人们在一片慌恐不安之中，感到世界的未日就要来临，各种各样的危机反映在人们的精神上，则是人生的没有理想和目的和因之而带来的一片困惑，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带给人间的隔膜和不相通，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局外人，生活的空虚、无聊、痛苦和绝望荒诞如梦魇般地笼罩在人们心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世界成为阴森，恐怖孤独、冷寂的“荒原”“迷宫”和永远也走不出去的原始森林，人与人之间竟然隔膜到夫妻几十年如同路人，人人都在等待戈多，却不知道戈多究竟是什么？而他人也竟然成了自己的地狱，如果说上一世纪最震憾人心的声音是“上帝已经死了”，那么本世经最凄历骇人的呼声则是“人已经死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单调严酷的生存条件消灭了丰富多彩的多向高度的人，人性的一切竟然降为资本，权力，机器和劳动工具的附庸，人之所以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思想性和丰富多彩的感情在巨大而庞杂的社会网和大机器的轮转中丧失殆尽，人成了实实在在的“犀牛”“毛猿”“机器人”和“稻草人”，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稀里糊涂地死去，如此等等，构成了二十世经西方文学的根本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感性欲望与理性精神的冲突，也有了有限与无限，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冲突，生命的悲剧意识和人生的苦难感，便成为无限人生和有限生命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重负，人类走出了森林，便注定要生活在永恒的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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